高考改革︱“小镇做题家”的“励志故事”和“悲惨世界”

“小镇做题家”是一种难以摆脱的心理状态、心智结构。图为2019年5月28日,河南安阳市滑县第二高级中学,高三学生在教室内学习,备战高考。 人民视觉 资料图

今年4月,笔者收到一位友人的电邮,他说自己毕业于复旦大学的中国女友刘沪,来自偏远农村,夹在上海的新生活和过去的旧生活之间,时常倍感折磨。她出身寒门,再成为上流人士的情形,像极了巴尔扎克小说《红与黑》中的主角于连所经历的人生,虽在不断攀登人生阶梯,内心却始终有挣扎。

这位友人讲的故事让笔者想起在过去长达七年的追踪研究中碰到的一个个农村和小镇青年。最近一次追踪访谈约在一年前,其中一位访谈对象名叫小月。她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在深圳一家公司已入职近两年,后又跳槽到另一家。2014年的初次访谈,我们在一间自习室见面,小月有些拘谨,谈及学业和生活,她说自己不善言谈,社交不多。而这次,她显然已经更加健谈,但仍然告诉笔者,自己“不善社交”,与同事相处或聚会,总有难以名状的隔膜,融入有点困难。

刘沪和小月的故事,与社交网站豆瓣中一个名为“ 985废物引进计划小组”的兴趣小组中一些自嘲为“ 小镇做题家”的年轻人的故事,既有相同也有不同之处。

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来自农村、小镇,凭借优异成绩进入“985大学”,但很快因家境较差以及英语口语和社交能力方面的不足而出现适应受阻的情况,情绪上亦有不同程度的煎熬,轻者觉得“不适”,中等者觉得“迷茫”,重者则觉得“抑郁”。“出身卑微”就像是“苦役犯”这张名片之与雨果小说《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时常让他们进退维谷。

不同之处在于,刘沪和小月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同一故事的另一侧面。尽管过程艰难,不乏煎熬,但像刘沪和小月这样的农村和小镇青年都成就了自身的“励志故事”:都在一线城市打拼,一位进了一家一流的法律公司,另一位则进入了一家顶尖的科技公司。“悲惨世界”和“励志故事”统一在一个个鲜活的初步实现了社会流动的农村和小镇青年个体身上。

笔者在始于2013年,涉及上海、广州、武汉和南京四所“ 双一流高校”近两千名学生的追踪研究中发现,有近30%的学生来自农村和小镇,总体来看,尽管面临诸多学业和生活方面的挑战,他们大体依然能够保持和城市学生相当的学业水准。其中相当一部分原因可能在于,他们坚信教育改变命运的人生箴言,另一部分原因则在于,他们的确花了更多时间在学业上。

在针对大一学年学业的调查中,我们发现,农村和小镇学生较城市学生投入了更多的精力用于学习。和城市的学生比较起来,他们花在打游戏上的时间更少(前者周一至周五共6.3小时,后者共5.2小时);周末用在学习或做实验上的时间更多(前者周末共2.4小时,后者周末共2.9小时)。

在我们访谈过的百位学生中,大部分受访的农村和小镇学生都认为,在学习能力上,他们“和城市学生都一样”。因而,“小镇做题家”并不暗示客观的学习能力比较,它之所以能引起农村和小镇学生的共鸣,显然是因为表达了一种自我嘲讽,“小镇做题家”们已经厌倦了单靠学业实现的救赎。“改造自己”显然是一项更为全面和宏大的人生工程。

2014年,在武汉一所名校学习的吴越接受访谈时告诉笔者,学业之外,休闲、娱乐、交往,在城市场景中能够大方得体,都是这项工程不可或缺的环节。他的同校同学李哲也告诉笔者,让她觉得开始变成城市这个陌生世界一员的仪式,是她试着去逛公园、旅游,试着欣赏这个新世界。而这些都不是自己曾经生活的旧世界的常态。在法国社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看来,这些仪式宣告了跨越社会阶层者进入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新世界。问题是,并非所有人都能像吴越和李哲那样稍微顺利地融入新的环境。笔者研究的农村和小镇青年,经常在接受访谈时提及“觉得自身的社会能力不足”,在新的环境中难以自妥。

在接受访谈的数年间,中山大学的周深反复提及自己社交能力一般,“和人合作不来”,“朋友圈很小”,觉得自己大学的生活“不完整”。由于不知如何经营自己的大学课余生活,上海交通大学的李一同学在接受访谈时表示,自己时常觉得大学生活有所欠缺,只好寄情学习。与后来“小镇做题家”的自嘲遥相呼应,他表示:“我只好安心地做个学霸了!”

在我们调查的近两千名学生中,来自农村和小镇的学生,大一参加各类型学生组织的比例和大二成为学生干部的比例都明显低于城市学生,在学生会等半官方学生组织的参与方面,低于城市学生14个百分点。在笔者与合作者正在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我们进一步发现,在适应在大学的第一年,农村和小镇学生在个人社交能力方面,更多自我否定而更少自我肯定。而此又影响着他们在非学业方面的探索。这意味着,这些学生与他们所经历的大学始终是两种意义上的文化世界。

农村和小镇青年的上述困境远非“小镇做题家”一词所能尽述。针对社会流动,主流的话语体系一般从经济福利的角度出发,赋予其纯粹的正面含义,认为实现了社会流动就是万事大吉。但农村和小镇青年的社会流动经历告诉我们应当重新审视个体的社会流动体验:它还包含了更为丰富的主观的非经济的情感维度。

美国社会学家索罗金(Pitirim A. Sorokin)指出:向上流动的过程意味着个体融入新的地位文化,流动的阶层穿越者极有可能要处理因出身阶层和目的地阶层之间的冲突关系而经历社会心理问题。高等教育机构常被视作精英阶层的“守门人”。当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学生进入高等教育机构时,他们更可能经历更差的情绪体验,例如容易有压力感,意志消沉;在陌生的大学环境中难有归属感。

援引布尔迪厄的话来说即是,高等教育机构远非一个文化上中立的环境,其中充斥的是中上层的文化规范和游戏规则。这意味着,进入异质的被主流话语体系定义为更为高阶的文化中,农村和小镇青年往往要承受沉重的心理和情感代价。而这正是上述兴趣小组及其评论区一个个故事背后的基本逻辑:“小镇做题家”是一种难以摆脱的心理状态、心智结构。

在美国社会学家彼得·伯格(Peter L. Berger)看来,脱离一种地位文化并进入另一种地位文化,意味着思想和行动,甚至身体的调适。农村和小镇青年持续的内心冲突往往是地位文化的二元分裂和身份认同缺失所带来的结果。

在武汉一所名校的访谈中,笔者遇到吴洁,开始访谈的两年间,她的穿着风格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总是蓝色牛仔长裤搭配圆领T恤。吴洁说自己只在乎学业,不会向其他同学学习穿着搭配。当讨论到自己是否觉得已经开始变换身份,成为这个城市的一员或中产的一员时,吴洁默默流泪,说自己永远也不会变成“他们”。

正如社会学家李路路所 注意到的那样,当今社会的结构化和阶层化趋势愈加明显,基本的阶层边界日益清晰。在地位等级较为刚性,合法性地位获得困难的社会中,流动则更有可能导致地位焦虑或文化疏离的困扰。这些都提醒我们留意日益形成中的社会分层体系的结构特征和它的持续影响。另外,随着阶层结构的不断固化,地位优势的代际传递手段变得更加隐秘且复杂,文化资本投资即是一项重要的隐秘投资策略。

在分析农村和小镇青年在大学期间面临的社会成就弱势时,我们的研究显示,家庭的早期文化资本投资策略能够较好地解释农村和小镇青年学生与城市学生之间存在的差异。较好的早期文化资本投资能让学生拥有更多参与大学社会活动的意愿,让他们对自身的能力有更多自信,亦让他们拥有在精英环境中被认可的更多的“文化技能”,让他们尽早在精英环境当中获得归属感。

在我们针对百余名学生的访谈中,来自农村和小镇的学生在谈及参与学生会、团委或者社团联合会等半官方类型的学生组织时,往往都会提到自己不轻易报名,因为“自己没有能力胜任相关的工作”,或者“没有城市的同学那么自信”。

例如,在访谈过程中,武汉的一位农村背景学生曾提到自己竞选院学生会某部门委员的经历:“当时觉得如果更自信一点就好了,老师在班上说要选一个××委员,我就想上去竞选了,只要走上去,在黑板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然后发言说说自己的想法就好。但我就没那个自信,觉得什么都不会,不像城市的同学,才艺什么特长都有,而我就没有。我想,到底要要不要上去呢,我正犹豫的时候,另外一位同学就上去了。我就放弃了。”

对于来自农村和小镇等传统的社会成员来说,他们的家庭,一般既较少针对一般性文化消费活动进行投资(例如个人才艺训练),也较少针对高雅文化(例如听音乐会,参观博物馆和艺术馆等)活动进行投资。这本身或意味着他们在精英环境中获取竞争力的难度在不断加大。

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罕见社会变动和流动大潮中,主人公孙少平,物质生活贫乏,却尽可能汲取精神上的养料。在那个社会结构初步松动、精神生活开始丰富起来的年代,物质生活的苦难和精神层面的幸福是克服身份制、实现社会流动的双重注脚。

如今,社会的面貌和阶层穿越者的流动故事又是另一番图景。物质方面的进击并未一定带来精神的富足。“悲惨世界”和“励志故事”都是农村和小镇青年初步社会流动征程的脚本:个体间差异可能只在于,其中一面对有些人、有些时刻而言是副本。

“小镇做题家”不是一种客观能力叙述,而是一种社会流动中个体的心智结构,谕示了或稍轻或沉重的心理代价。它提醒我们向上的社会流动本身的正面意义毋庸置疑,但只从经济维度描述社会流动故事则有可能使社会流动本身的意义狭隘化,要深入关注农村和小镇青年在流动征程中的心理和感情。为深入推进高等教育公平,不仅要重视继续推进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方面的平等,更要重视推进不同社会群体间平等的就学体验。

首先,扩容。要持续推进更多农村和小镇学生进入高等教育机构。在一个以新社会阶层增长为特征的转型社会当中,流动中的个体可能较少需要应付各类社会和心理压力,因为目的地阶层当中有着大量拥有相似流动轨迹的人,和他们建立社交联系可能更为容易。让更多农村和小镇学生进入高等教育,尤其是精英高等机构,有助于他们发现更多“自己人”,有助于降低他们被边缘化和孤立的风险。

其次,文化赋能。地位文化的高低等级关系是阶层穿越者心理和感情代价的重要来源,长期以来,乡村被赋予了落后、贫弱等更为负面的文化内涵。城乡权力关系的不平等格局是“小镇做题家”涌现背后的深层原因。它的逐步消解至关重要。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既要肯定同时作为文化机构的大学在传递主流价值观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也要认识和研究乡村文化和价值观在大学中的地位及其对农村籍学生教育体验的影响,更要赋予乡村和小镇身份以正面的文化含义。

最后,文化增益。首先,大学的相关管理人员可以通过有针对性的入学教育等形式帮助农村籍学生了解高校的文化内核,让他们克服参与重要类型学生组织,参与学校各类活动的文化障碍;其次,文化资本的积累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农村学校,除正规的学科教学课程外,大学可以考虑介入,开设兴趣班,为农村孩子培养个人才艺创造机会;再次,推动城乡文化资源的供给平衡,为普通农村学生创造接触图书馆、文化馆、科技馆等文化资源的机会,这也是当前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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